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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话让我血流上涌
 上午九时,我正盘算着一天的程该如何安排,手机忽然响起,熟悉的那西班牙斗牛舞曲狂热地召唤着我。

 我拿起那放在上的手机,打开一看:0432——我知道这是吉林市的区号,我搜寻着脑海中的存储,只记起在吉林市我有两个人,她们都是我的老师,又是亲姐妹,一个是孙老师洪兰,一个是孙老师洪英;除此之外,没有想起吉林市还有我的人。

 出于礼貌,我把接收键按下,放到耳边,一个洪亮而又磁的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好,是×先生吗?”我赶紧回答,并顺便问道:“是,你好,请问你是哪位?”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却仍继续问:“某先生,起了吗?在忙什么呢?”我答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饭都早吃完了。”我不甘心,接着问他道:“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他说:“不用问,唠一会儿你一定会知道的。”

 声音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

 他继续着,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很是想念。从老屯走出来的人很多,只有我一个人像远飞的大雁一样背井离乡呀。”我惊呆了:一定是他!听听这话语!我从上跳了起来,马上喊道:“你是杨老千岁?”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

 我询问了他的近况,他也打听了我的所为。我像当年向他汇报工作一样,汇报了我的情况,也汇报了我所知道的我们昔日的同仁们的情况。他依然像过去那样鼓励我,调门调得高高的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我担心你退下来之后沉湎于酒桌、麻坛,你不应该像有些同志那样谪居赋闲呀,你有一个好功底,这功底是别人不具备的,你要努力,要开辟一个新领域,发挥自己的才干,利用自己的长处,干点事,千万不能干呆呀。”

 我听懂了杨老千岁的意思,知道他讲的功底是什么。便不自觉地说道:“老千岁,今非昔比呀,我已经老了,不是当年你手下那个年轻、能冲锋陷阵的兵了,笔都提不动了…”

 没等我说完,他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有些激动:“你老什么老了,你才过五十呀,如今五十岁不算老,算中年;我都七十多了,照样东跑西颠的,都不觉得老呢。”

 杨老千岁说他不老我真的不相信,屈指算来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便信口道:“你能不老吗?我都感到力不从心了。”他说道:“我说不老就是不老。”紧接着他证明道:“你知道我能喝多少酒吧?”我说“知道。”“我现在是酒量大增,一顿,高度白酒我能喝二两,低度的我能喝四两,之后还可以喝一瓶啤酒,每天晚饭没酒我是不动筷的。”他继续说。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跟杨老千岁在一个单位一起共事十三年,从来没看见他在单位饮酒,即便是去他家吃饭,他也照样拿酒瓶盖跟你喝。上好的四十二度德惠大曲,他至多能喝一瓶盖。就这样,酒后他也一定要睡上三五个小时,现出醉态。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跟他去吉林出差,回来时到他家,他让夫人给我弄了几个菜,说喝酒。论亲属我叫他姐夫,酒桌上便不知深浅,着他喝了两瓶盖,结果他真的不自私,来个现场直播,把吃下去的东西原样给吐了出来。吓了我一跳。

 听他这样说,我说道:“你说的我不信。我原来是一斤的量,现在喝四两也难,你能喝四两?”他说:“你知道,我不是吹牛的人,再说吹啥都比吹喝酒强。你别着急,我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道理,等咱们再见面时,我撂手撂干地跟你试吧试吧,你就知道我的道行了。”

 我知道杨老千岁是从来不说诳话的,便祝贺道:“你有这样的身体,是你的幸福,也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幸福。”我顺便说道:“前几天我见到延忠了,跟他打听了你的情况,还跟他约定,把你们这些老同志请回来,到老家玩几天,让我侄子好好请请这些对我们家族有过贡献的老领导。”杨老千岁朗声笑道:“我听延忠说了,我一定要回去的,会会大家,延忠、延章、官田、成宇…”杨老千岁敛了一堆人,我没有一一的记住。

 又接连道了几声问候后,我们撂下电话。

 躺在上,我心起伏起来,想起杨老千岁的过去。

 杨老千岁,叫杨国光。“老千岁”是他任人大主席时同志们不约而同对他的称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杨老千岁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但因家庭贫困,一九四七年解放了才上学读书,后被政府送去师资班深造。他二十岁参加工作,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后农中成立,去农中任了校长。

 一九五九年反右时,杨老千岁响应号召,实实惠惠地鸣放了一阵子,被划到另类。只因为他出身好,又值年轻,才没被划成正式“右派”而是“中右”被组织规定控制使用。

 我认识杨老千岁是一九六三年。当时大青嘴公社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杨老千岁当讲解员。因为这阶级教育展览的首篇是介绍家父在旧社会被地主剥削的情况,所以,我在哥哥的引领下前去观看,并且格外用心,也从此认识了杨老千岁,但他这时不认识我。后来我听人说,这展览的文字材料都出自杨老千岁一人之手。这让我惊讶,要知道这材料中光七言诗就有三百多首。

 此后,杨老千岁任过茨梅林子中学校长,任过大青嘴公社文教助理。

 杨老千岁认识我是我在德惠七中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是杨老千岁去学校专业班搞观摩教学,我朗诵了自己所写的长篇叙事诗《》,他做了点评。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回乡劳动,任大青嘴大队理论总辅导员,继而去公社材料组帮忙与杨老千岁接触就多了起来。那时我一口叫他一声“杨老师”他叫我“小某”或者叫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我们像亲师生一样处得亲密。此次,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政治仕途的导航标,官场升迁的鼓吹者。我有什么毛病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不留片言,让我受益匪浅。

 杨老千岁因为“反右”时的那点儿污点,在入上费尽了周折,从一九六零年算起,光入申请书就写了五十四份,思想汇报不计其数;只正式员登记表就填了五次。值到一九七七年他才解决了组织问题。解决组织问题的那天,杨老千岁喝了两瓶盖德惠大曲,痛哭了一场。——这事,我是后来听同事延章兄说的。

 此后,杨老千岁在老家大青嘴,先后任过公社委秘书,委宣传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镇经委副主任,人大主席。从一九八零年开始,直到一  M.LanM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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