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的农村，一进冬月，一般人家都要杀年猪的。而杀年猪的时候，也一定要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吃这年猪
。这几乎成了一种风俗，几百年来相传至今，不亚于一个节令之热闹。今年入冬以来，特别是冬至前后，有几个农村的农民朋友来约我去农村吃猪
。这让我很感动。虽然天气很冷，有些冰天雪地的样子，但我的心很热，不管是远是近，是方便还是不方便，我都欣然前往。因为，此时的我才觉得来自农民的朴素情感是弥足的珍贵，这是一种真情感，是用金子银子、地位美女也换不来的。半生中吃年猪
不知有多少次，吃农民家的年猪也很多，但在我的记忆中能产生思想的只有三次，而这三次中尤以最近这一次为深刻，前两次只是产生了烙印。产生烙印的第一次，是吃十大伯家的年猪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文革”初的一九六六年，学校正“停课闹革命”刚入冬月，十大伯便把家中的大白猪给杀了，然后请屯邻们吃猪。那时，农村生活很困难，多数人家日子过得很紧巴，但十大伯家不在这多数人家之列，日子过得很轻松，不但年年能杀得起年猪，家中余下的小米子也有三大缸。十大伯是家父的亲哥哥，外号叫“抠爷”他走在路上是从来都不空手的，不是拣个砖头拿着，就是拣块木头拿着，实在没什么可拣的他也要拣几
秫秸夹到胳肢窝里，拿回家。十大伯家杀猪那天，是我走东家到西家约的屯邻，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戴乌纱帽的只有家父——生产队队长——也是农民。没等屯邻们到齐，十大伯开始张罗上菜。那时杀年猪的菜很简单，一个白菜和干豆腐拌成的家常凉菜，一个酸菜为主的家常烩菜，一个“灯笼挂”等猪内脏组成的拼盘，一盘血肠，和一碗五花三层的白
，血肠和“灯笼挂”没多少，不可能管吃管添，能管吃管添的只有凉菜、烩菜和白。而那时的人们特爱吃白，家父一个人就能吃半梁瓢。我在屋里刚要上炕找座位坐下，就听见厨房嚷吵起来，我赶紧去看，原来十大伯正在训斥十娘，十娘正在切白
。十大伯说着说着，一把抢过十娘手中的菜刀，我以为要出事，没想到，十大伯挽起了袖子把十娘推到一边，他自己切起来。十大伯小心翼翼，切成的片不能说是薄如蝉翼，但也不会厚过三个米
的窗户玻璃，跟窗户纸差不多。再看十娘切的猪，能有筷头子那么厚。我知道了十大伯对十娘发叽歪的原因了，对这个“抠爷”肃然起敬起来。从此，个头矮矮的十大伯在我的心目中是异常的高大。产生烙印的第二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年，我在我的家乡工作，任公社的水利助理。刚
九不长时间，街北头一个农民叫“三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见人多，就把我捅出办公室，对我说：“今个儿我杀猪了，想请一些朋友和亲属吃猪，你两点到我家。”我没多想，以为“三和事”把我归结到了亲属的行列，因为他是我十娘的外甥姑爷，论着我该叫他大姐夫。农村吃两顿饭，快到下班的时候，我往街北头赶。当我到“三和事”家一看，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公社
委成员几乎一个没拉，竟然连委张书记也在坐。要知道张书记自从来我家乡任公社委书记是很少吃请的，八年的时间里，在我的记忆中他只陪过县委办公室王主任在老民政孙老师家吃过一次杀年猪的猪。那天还是公社食堂的老师傅病休，没人做饭，不得已。再看，助理员级别的只有我和农站站长李老师、经管站站长董老师，而“三和事”的亲属一个都没有。我心生疑窦“三和事”为什么要请这许多官员吃年猪？“三和事”的年猪菜要比“抠爷”的年猪菜丰盛得多。不但有杀猪时必备的白
、血肠、烩菜等，还准备了各种炒菜，有蒜苗、蒜薹、西葫芦、黄瓜、芹菜、茄子等。听做菜的师傅说“三和事”为了准备这顿饭，不但特意买了一口猪杀，还雇车到县城买了一趟菜。那时，我的家乡在冬天还没有一家菜店。转过年的一九八四年“三和事”在街北头盖了五间房子，占了公社招待所的地。大家没有说什么，包括我。
此后，当了领导的我每逢杀年猪的时候，都要像走马灯一样的转起来，到各家去吃
。但吃农民家的逐渐少了，而吃商家、和下属的多了。有时打不开点，一天要吃午、晚两顿，弄得我看到猪就想吐，以为得了肝病，上医院去查。从二00五年开始赋闲，找我吃年猪
的人少了许多，一年也就三五个。三年多，每到杀年猪的时候，我真有些想：谁能请我吃一顿年猪呢？可是，无论怎样的想，传口信的人没了，电话也总是静默。那些过去找我办事的商人不见了，那些过去整天围着我转的下属不见了，那些过去跟我搂脖子抱
的哥们不见了；我试问自己：难道这些人家里现在不杀年猪了？每年请我吃年猪的三五人全是农民，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都是我在任所上秉公断事受益的农民，他们都是听说我赋闲之后向我走近的农民。这些人根本没有在我过去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他们的邀请，让我错愕，错愕得真想哭。前天，从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认识我，他约我去吃猪
。好在他告诉我他叫什么，在什么地方住，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去找他才能吃上这。昨天，我去了他家，吃了他家的年猪
。这顿年猪让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回家赋闲三年来，我都在为过去没有巴结当官儿的而后悔，为没有给当官儿的送礼而懊恼。吃了这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不再后悔，也不再懊恼了，仿佛见到了一片新天地。原来，在这个农民朋友心中一直扎
着一件往事。他告诉我，是我在别人的刀锋下给他要回了六亩二分地。他的述说，才让我记起了这件陈年旧账。那是上个世纪末。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上级下发的文件，忽然，一个衣着不整的人慌慌张张地推开我办公室的门，还没等我问，他就急切地告诉我：“我的承包地被人强占了，都三年了，找了几任领导也没给解决，你给我看看。”我让他坐下，问了他事情的原委。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土地调整前搬迁到外地，属于户在人不在的范畴，按照政策是该分给他土地的。但，村社在调整土地时，虽然给他留了地，可把他的地作为机动地给别人种了。他现在家搬回来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只是种地的人不想给他，赖着不动。
事情很清楚，我调来车赶往这个社员所在的村社。村社领导陪同我一起对这件 M.LａnMｘ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