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辉
惊闻李辉不幸病逝,着实伤感。许多往事油然而来。
初识李辉是在1970年的秋天。她由外地转入我们学校——德惠七中,就读我们同年级的一年四班。我在一班。
后来,我们共同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排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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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很多。她在同学中是个高个子,那时就有一米六十上下,猛我半头。她常穿一件男式草绿色的军上衣,黑色的“朝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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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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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着朴素的美。
李辉自从入学后,发式就没有变,始终是梳着两个不长的小辫。上宽下窄的脸庞,在嘴角处凹出两个酒盅般的满月。爱笑是她的专利,但她很少大笑,笑起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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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杏仁似的两颗虎牙,她那对虎牙和不深的酒窝为她那特有的笑增添烂漫的童真。我想同窗中没谁不记得李辉的笑。
高中时我们年级只有两个教学班。我和她不在一个班,她在一班,我在二班。到后来分成三个教学班的时候,我们就读于一个班,是二年三班。到三年级,变回两个教学班时,她又回到一班,我又回到二班。
高中毕业后读专业班的时候,我们被学校分到一个班。学校管我们叫文艺班,可农电班、农机班的同学们则管我们叫“得瑟”班。我们学的课程主要是应用文写作,间或唱歌、跳舞。我们文艺班男女生比例失调,29名同学中,只有8名男同学。这八名同学学习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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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名视力有残疾的同学外,其他七名同学都是学校硬从其他班级调来的。人少势单,男同学在文艺班成了弱势群体,经常受女同学欺负。这种善意的欺负,让我们男同学很狼狈。让男同学经常处在狼狈中的骨干分子里,李辉算一个。
我之所以对李辉关注,是她那特殊的身份。李辉在我们学校——一个偏远的农村中学可以说是高干子弟。她爸爸是公社(现在叫镇政府)革委会主任。然而,李辉没一点架子,平和得没谁知道他是公社领导的千金。他几乎跟所有的同学都能处得来,没有对立面。现在想来这与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不无关系。
李辉脑子很灵,但不是很用功,她的学习成绩在班级能占中上等。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李辉算是好学生。因为即使全年级学习最好的同学也一样回家种地。学习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和过程,只是人们的爱好。
那时,学校要搞很多劳动,全年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是在田里。李辉对于劳动跟我一样不在行,常常看到她一脸的倦容,最明显的是没了笑声。李辉到毕业时只是个团员,没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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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于她不能劳动有关,更主要是他爸爸没有给她说一句好话。
1975年7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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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束了在德惠七中的学习生涯走向社会。我与李辉居住在一个大队(现在叫村)。她在3队任团支部副书记,参加一线劳动;我在大队任团总支副书记兼理论辅导员,属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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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那无私的年代,倘若在当今,我们俩的位置恐怕颠个个也不对称,因为我的父亲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被专半拉政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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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虽然在同一个大队,我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大半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三次。一次是在学习《元旦社论》的座谈会上,一次是在全大队学“小靳庄”的汇演上,最后一次是送她(他)们戍边走。劳动的疲乏,生活的无望,使我们这些回乡的孩子心灵像冰一样沉重,人人都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在消极地运动着。她的笑声被沉甸甸的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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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我的话语让隆隆的磙子碾碎。这期间我没跟她说过话,爷没见过她的笑。
1976年4月她应征入伍。我们大队和她一批参军的我们同学有许自安、杨洪、姜喜田。此时我任大队团总支书记,便以团总支的名义为她(他)们送行,在街里唯一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分别时大家都掉了眼泪。从此,我没了她的音信,也忘了她的笑,只有丝丝的泪痕在。
1986年夏,我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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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跟同学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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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地段长江路上闲逛,与李辉邂逅,四目惊惧,两分钟之内,都未曾言语。这是自1974年4月始,二十年间我见她的唯一一面。是她先冷静下来,告诉我她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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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某公路管理部门工作,已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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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母。老公是一位高干子弟…我着忙回学校听课,与她匆忙分手。不曾见到她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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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也没见到眼泪。这让我有些彷徨,不知为什么,总感到这彷徨是来自她的熏染。按理,她生活的质量要比我们这些农村人好得多,她该开怀大笑才是,可她的眼角上仿佛有一丝的愁云。这让我不解。
满以为与李辉还能相见,但上天不再给这相见的机会。她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时刻去了另一个世界,走得很匆忙。待我晓得的时候,已是一九九九年的隆冬时节。是下届同学李林先生告诉我的。等我转过神来的时候便萌生了写这挽念的话。
人到中年,减少的是生离,增加的是死别。小学同学至今联系者无多,谁走了不可知,然而,高中时的同学先于李辉走的就有两三位,中专时的同学也有两三位,大学的同学天南地北虽无从知晓,但也难让人乐观。人生苦短,该珍惜这生存的权力和相见的义务吧,这很重要。
愿李辉同学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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