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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试考‬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氓恶,到处敲诈勒索,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矿税⑥。结果天下动,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dardGibb:ThDliadFallfthRapir,ThHritagPrss,Yr.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Prira,daGruz,.dRad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t,d.,TravladTravllrsfthiddlAgs;.R.Bxr,SuthhiaiththG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ghr,S.J.tr.,hiaithSix-tthtury.④lfrabrhard:AHistryfhia,p.249.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arrigtGdrih,AShrtHistryfthhisPpl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生死之柄…五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内生,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成大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BE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不返,以豪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BF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BG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BH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M.laNm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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