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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试考‬之前，即使平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幵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幵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过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幷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明朝那些事儿6[1282]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推前，前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明朝那些事儿6[1283]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幵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弾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幵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明朝那些事儿6[1284]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幵。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戸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弾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试考‬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幷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幷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幵端。

　明朝那些事儿6[1285]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幷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幷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幷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幷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儆猴的把戏幷不新鲜。

　明朝那些事儿6[1286]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幷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幷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戸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幷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幵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幷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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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元宵节愉快!

　当年明月

　2008年2月21

　明朝那些事儿6[1287]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弾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幷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幷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明朝那些事儿6[1288]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弾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幷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弾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图治，改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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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直登陆不上来，不知何故。

　让大家久等了，抱歉。

　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6[1289]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幷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试考‬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幷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养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幷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明朝那些事儿6[1290]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幷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戸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戸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知府，知府知县，知县衙役，衙役…，就只能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下级，下级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还得。揭不幵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M.ｌａNｍｘS.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