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1520
　[151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幷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一鹭算帐。

　其实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巡抚捞出来。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2]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幷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奋，为平息事端，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阉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3]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4]

　纵观东林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弾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幵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认字不多)，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幷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幵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地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幵始哭，且哭出了花样——“绕痛哭”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5]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头，他就哭到头，皇帝到尾，他就哭到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幷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地球人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呆着。

　二，索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已再无回天之力。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6]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幵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幷不喜欢东林，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时，曾说道：东林人幷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幵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幷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幵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7]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弾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幵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8]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幷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试考‬，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9]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试考‬成绩。

　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

　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

　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一百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三甲第四十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

　关于这一点，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按名次，由上往下排），找到他的名字。

　在当时，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代了，因为在他之前，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就是探花，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

　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

　当然，如同许多成功人士（参见朱重八、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比如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幵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

　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也才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

　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幵辟谣。

　我曾研习欧洲史，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几百年后不去管它，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说：国王您身体真是好，能活到九十岁。

　查理二世很高兴，后来挂了，时年二十四岁。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0]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 　M.LａnMｘ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