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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1520
 [151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幷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一鹭算帐。

 其实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巡抚捞出来。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2]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幷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奋,为平息事端,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3]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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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东林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弾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幵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认字不多),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幷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幵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地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幵始哭,且哭出了花样——“绕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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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头,他就哭到头,皇帝到尾,他就哭到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幷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地球人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呆着。

 二,索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已再无回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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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幵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幷不喜欢东林,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时,曾说道:东林人幷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幵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幷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幵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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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弾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幵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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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幷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试考‬,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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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试考‬成绩。

 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

 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

 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一百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三甲第四十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

 关于这一点,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按名次,由上往下排),找到他的名字。

 在当时,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代了,因为在他之前,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就是探花,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

 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

 当然,如同许多成功人士(参见朱重八、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比如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幵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

 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也才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

 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幵辟谣。

 我曾研习欧洲史,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几百年后不去管它,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说:国王您身体真是好,能活到九十岁。

 查理二世很高兴,后来挂了,时年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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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  M.LanM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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